1936年秋，全国救亡运动如火如荼。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刘湘，鉴于“无线电收音系便利救亡图存最迅速之方法，且快捷传播政令，发扬文化，促进建设”。因此，饬令各县“广为设置收音室”。这也就成了现在的四川各地广播电视局前身。渠县县长肖杰三委任王家桢为收音员，派赴省会成都受训三月，购回复亚牌干电池带耳机收音机一部。“西安事变”前后，在县政府后花厅紧挨肖县长卧室处辟屋一间，作为收音之用。当时，设在重庆的广播电台，播音极不规范。白天，杂音大，多改作夜晚九点后播出。由于设备简陋，机器质劣，收音效果很不理想。但是，这毕竟是个新事物，尽管肖杰三以“听者震怒”训斥收音员，但仍然每晚专注收听。一天深夜播送“张杨兵谏”消息，气温骤降；收音机内噪音频频，时清时浑，同时，播音又时不时中断。肖县长虽说坐火盆旁，仍禁不住颤颤不巳。莫法，抱来一床棉被，拥裹全身，硬撑着听结束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肖杰三把“西安张杨兵谏，促使一致抗日”重大新闻，铺开大纸，奋笔墨书，张贴城区，告之社会。见纸有剩，意犹余存，忆及昨晚情景，唏嘘连连，运腕写成下面的句子：终日忙忙，总没一时闲荡。严冬寒夜，拥被裹身，直听到雄鸡三唱！明多浑多，最苦是近耳静气挨时光。又今晚，目暗神衰，焉敢把耳机轻放？

“七·七”枪响，渠县县长已换成左勋猷。与上届同样，对收音室情钟有加。特别在这非常时期，非但耐心收听，而且把收音所得消息，印成冠名《收音快讯》３２开铅字小报，交邮政所投递镇、区、乡部门；县城则让报童去茶楼酒馆散发。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７日晚，听罢对日作战宣言，父母官心潮澎湃，感奋难寐，连夜大书眉题为《中国必胜，日本必败》，主题是《国民政府下令宣战，众志成城灭寇在即》收音新闻。未天明，已贴牢在通衢墙头。晨曦初显，城区鼎沸。民众读到“战端一开，那就是地无分南北，年无分老幼，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，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”语，真谓“同仇敌忾，势薄云天”。北街朱姓，世代书香，长者朱伯文先生，工诗善文。也同样热血沸腾，撰一联以抒胸臆：

慕风华少年疆场逐寇，叹耄耋老夫陋室度日。

左县长信步街头巷尾，见民情激越，楹联纷呈，莞尔久久。回衙欲再跨进收音室，突地想到这“快速敏捷工具”之功劳，甚觉有嘉奖之必要，遂用一联代之：

功高乎，益我耳目。勋卓哉，唤吾民智。

汪精卫投降建立傀儡政府之际，渠县县长又变为李旭。某日，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签发的《省（建）字第6500训令》送达，意曰“南京伪广播电台改用我中央广播电台呼号，冀图鱼目混珠，淆乱听闻，猖獗卑劣，惑我民众，殊堪痛恨！……令到之日，所属机关社团与拥置收音机之政要绅耆，一律收听我之中央广播电台，勿再错听伪台”云云。一县之长深感事关重大，一面亲自起草《紧急照知》公文下发，曰“汪贼穷途昭然，企盗我喉众，实痴心妄想。今战斗方酣，吾县黎民，务即怒斥妖言。倘若知伪不拒，一经拿获，惟国人皆曰‘可杀’汉奸罪论处”；一面招至收音员、警察局长、电话所长诸人，详订实施方案。当夜，李旭县长还亲率收音员郭某，警察局长袁某，去县电话所，同所长陈某，不厌其烦，用电话向各地再三查询，统计境内收音机数目、型号，逐一登记核实造册完毕方罢。

不久后的一天，离县城90华里、濒邻渠江的三汇镇，镇长杨氏带5名镇公所全副武装警丁，捆送一中年外地口音汉子及缴获的收音机到县府。称“船上抓捕。所收音内容，系汪逆口吻，被船工识破密报。”消息传开，县城沸扬；扶老携幼，直奔衙门，盖亲睹“汉奸”之嘴脸也。

后来，此人杳然。再后来，传出“该人是重庆中央广播电台派出的监测员，秘密到各地测听收音效果”。然而，目睹者总疑心有诈，并对地方当局责有微词。即便今日，尚健在知道此事的前辈，其态度仍未改变。可见收音的敏感及对汉奸的憎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