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到我听广播的故事，应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末。那时，农村生活极其贫穷，基本的温饱尚且难以解决，精神生活更是单调苍白，听广播简直就是农民每天劳作之余消疲解乏的“滋补品”。

当时，县里有广播站。各公社设有“广播放大站”，三四人不等，有外勤、值机、播音，一专多能，很少有专职的采编人员。大队配有误工补贴的线路维护员。他们之间没有隶属关系，只是业务上接受县站的指导。

据《潜山县志》记载，那时，小喇叭入户率达到十之八九，社员们安装小喇叭的热情极高。施工队到生产队安装小喇叭，像办喜事一样，抬杆的抬杆、拉线的拉线，孩子们拖着鼻涕乐滋滋地跟在大人后面看热闹，中午家家争先恐后请施工员吃饭。小喇叭由各家自购，也就几元钱。傍晚，广播接通了，响了起来，男女老少站在喇叭下听着，晚饭都忘了吃。上了岁数的手捧黄烟筒，咧着嘴说：“这真是个‘活宝’啊！”

我们的公社所在地安了高音喇叭。广播一响，小山村就热闹起来。广播站每天播音三次，一年四季天还没亮，《东方红》的乐曲就响了起来。孩子们上学，广播声就是起床铃。农民出工、妇女生火做饭都以广播为准。中午十二点准时播音，田畈上的社员就催问生产队队长：“广播都响了，怎么还不吃午饭？”

别看喇叭小，它却连着外面的大世界。“珍宝岛打仗了”、“林彪逃跑了”、“毛主席去世了”等，社员们都是最先从广播里听到的。不过，社员们听广播，最关注的还是天气预报。盖房子、磨糯米粉都要选晴朗的天气。虫情预报也连着社员的心——抓住火候治虫，事半功倍。自办节目有“农技之窗”、“农村新风”、“听众来信”等。“双抢”期间，抢收抢插的进度要在广播上通报，速度快的受表扬。拾金不昧、助人为乐、移风易俗，在广播里播了，受表扬者感到有脸面，总要风光一阵子。公社、大队布置粮食收购、植树造林、征兵等“中心工作”，领导常在广播里发表讲话。开会通知、寻牛启事一播，大家一听就都知道了，茶余饭后就传开了。冬季兴修水利、春季植树造林，工地上人山人海，红旗招展，广播大派用场，大喇叭就挂在路边的树梢上。喇叭里，播送现场采访的新闻，间或插播革命歌曲、“样板戏”选段，把人们的热情点燃起来。那时的广播，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很有权威。遇到争议时，人们的口头禅就是“这是广播上说的”。家乡的女播音员声音甜甜的，是我们心中的“明星”。不过，播音员土生土长，说的是地方普通话，有时读错了音，自然被人取笑一番。

我家的小喇叭装在大门后面，一端用铁丝做地线。久旱不雨时，地上干了，浇点水广播的声音就大了。广播线受电源和天气影响，声音忽大忽小，听不清时只好把耳朵贴在喇叭上。听着听着，声音突然大了，耳朵被震得嗡嗡响。1976年闹地震，公社通过广播动员家家户户到室外住。我们在离家不远的干水沟里铺上稻草安营扎寨。听不到广播，我就自作聪明，把广播线搭在高压线上。结果呢？广播虽听到了，家人却险些触电。

“凡有井水处，皆听单田芳。”每天中午，广播里必转播单田芳的评书节目。他那纯正圆润、抑扬顿挫的声音很吸引人，我就是他忠实的“粉丝”。精忠报国的岳飞、女扮男装的花木兰、挂帅出征的穆桂英都让我心生仰慕。每每我听到引人入胜处，广播却戛然而止，“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”，让我沮丧至极。

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我开始向公社、县广播站、省电台投稿，内容多是“四季歌”，但生活在基层，有时也能抓些“活鱼”。在上山打柴回家的路上，听到县广播站播送我采写的稿件，肩上的担子都不觉得沉了，心里乐滋滋的。家乡父老对我这个“秀才”也刮目相看，平日里都乐意向我提供素材。县广播站的几位编辑，是我业余写稿的引路人，我打心眼里感激他们。他们在修改稿件时告诉我，写广播稿要多用口头语，少用书面语，还要注意同音不同义的字，防止听起来有歧义。那时，写稿没有稿酬，全是兴趣使然。我常常白天教书，晚上写稿到深夜。作为特约通讯员，我曾到合肥、芜湖参加安徽省广播电台召开的通联会议，受到多次表彰。

如今，农家小喇叭已经随着那个时代的远去而消失。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，但我还是怀念那些听广播的日子。